???前言：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余虹教授在自杀前写过一篇《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文章，我借题引出此标题。西医宣称自己代表科学，但一切科学都必须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虽然西医能做到所向披靡，但药源性疾病依然成为很多国家的主要疾病之一。比如在美国，药源性疾病列在继心脏病、癌症、肺病、中风之后的第五大疾病。
一、何谓医源病？
西医分两大块：医疗和医学。医疗是指医生及医护人员对病人进行具体的治疗活动。从医学心理学上说，治疗是作为个体的医生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一种行为，表现是好是坏、是深是浅，只代表着医疗领域的个体性。而医学则不同，它是指医生及医护人员对病人生命拯救及恢复病人健康所表现的一种追求与理念、学术与学问。
全世界，有医疗的地方就有“医源病”出现。何谓“医源病”？
中国“医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医源性疾病是由于医生或其他卫生专业工作人员的职业活动引起的疾病，也即是在医疗过程中，由于医务工作人员的用药不当、手术失误、语言不慎等因素而导致的疾病。”
国外“维基百科”给出的定论是：“医源病，又称医生因疾病、医源性结果、医源效应，指的是因为医疗意见、医疗过程、药物治疗或是医疗器材，对病患造成的任何影响。这通常是指对病人造成的医疗伤害，因而产生的疾病、不利影响或并发症。包括机会、医疗错误、疏忽、社会控制，混混噩噩的仪器设计与焦虑或烦扰或相关的医疗程式和不良影响药物的相互作用。在美国，每年估计的到死亡可能因为医源病。”
通过上述文字介绍，我们知道了一个之前不曾听说过的新名词：“医源病”，它竟然是医生们在医疗过程中由于医术不精或处理不当而给病患者留下的一种不幸后果。虽说这种不当不是医生们故意之为，但它确实与医生们某个轻易的有可能是被忽视的行为有关。更为叫人牵挂和担忧的是：不只是外科医生会造成医源病的可能，其他如护士、治疗师、药剂师、心理学家等等，他们的行为也有可能导致医源病的产生。就是说，医源病并不局限于现代医学，在各种传统中医学或替代疗法中也会有医源病的产生，只是西医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
医源病通常分成三种：临床医源病、社会医源病、文化医源病。部分医源病的成因可以被明确界定，因为它容易甄别，比如外科手术中或术后出现的并发症，用药过量后显现的不良反应；但也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医源病就难以甄别判断了，比如混合复杂的药物所产生的间接副作用，以及各种心理负重及隐约无序的慢性疼痛的反应，它们的成因往往是属于那种极为不规则的、需要化时间去验证的、甚至是有争议性的、必须经由权威机构或相关部门谨慎研究调查后才能下结论。
二、医源病的后果案例
不管怎么说，医源病的降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它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没法使人恢复到从前正常健康的身体状态。一个病患者若遇上医源病，那么则是他（她）不幸的开始。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年7月初，上初二的小峰因腿上过敏，足底起一个小水泡，在母亲医院皮肤科治疗。医生诊断为“痒疹”、“足癣感染”，予以“得宝松”1ml肌肉注射。“得宝松”又名“复方倍他米松”，是一种长效和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一支5mg／1ml“地塞米松针剂”出厂价格在1元钱左右，但作为进口临床新药，5年前它的价格高达每支56元，这事我不作讨论）。没想到此药下去腿上的小泡变大泡，且连成一片，脚一着地就痛。一周后，疼痛难忍，只能住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一步治疗的方法就是连续5天打“先锋5”，没效果，改用“强的松口服液”，效果也不明显，再改换“甲强龙”40mg静滴。在大剂量激素作用下，小峰身上的皮疹才慢慢消退。
凡是接受过正规医学培训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激素使用方法非常讲究。用的时候需要慎用，停的时候不能说停就停。大剂量或长期使用激素，应慢慢渐减计量，否则就会导致原病复发，甚至恶化，这种现象叫：“反跳”。
小峰没能逃脱这条规律，停药后，新的红疹、水泡又大量冒出。医生重新给他上“强的松”。一个星期下来，他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不知道下一步该用什么药为好，只能通知他的家属办理出院手续。出院翌日，家人再陪他来挂急诊。医生无良策，只会继续开“得宝松”。按规定，“得宝松”必须是每三周用一支，需要几个程度。现在可好，六周的剂量全部用上去了。第二天他就开始发高烧，体温升到39.5℃。医院。医院，家，家，医院，就这样来回跑着。
在急诊室，退烧针打进去，小峰整个人立马一身大汗，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床单、枕套全部湿透了。不到三四个小时，高热体温又升上来，再用药压。折腾到第二天早上5点，什么方法都用了，高热还是不退。此时，他从头顶到手、脸、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血泡、脓泡，还有红疹子。最危险时，他每天清醒时间只有2--3个小时。住院第三天，医院便开出了《病危通知单》。
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医生对小峰父母说，小峰全身病毒感染，自身已没有了免疫力，也无药可治（注意，好端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因一个小病在身引发到最后竟然无药可治的地步，搞笑否？荒唐否？），不如用“免疫球蛋白”试试看，先提升自身免疫力再说（医生的话有点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的意思）。父母同意了，可是4瓶“免疫球蛋白”下去没反应，再加4瓶，还是不见效果。无奈，斗胆继续加量，到了第11瓶，也就是三天后，他才退热。医院，抢救病人最多一次使用过8瓶“免疫球蛋白”，一般给动手术的病人只使用1-2瓶。一个治疗过程用了11瓶，在医院里还没有这个先例，管药库的人差点都不敢发药了。这种病很凶险，就在他住院前两个月，医院也收治过同样症状的一个小孩，比他的病还要轻三分之二，用药不到一天就死掉了。
激素有抑制免疫力的作用，病毒感染正是其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真菌感染不能使用激素”，对医生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那位给小峰看病的医生恰恰犯下了这个常识性错误，让他经历了一场本不该有的生死劫难。虽侥幸捡回了性命，但是一年之后，滥用激素的后遗症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了：脂肪肝、胆结石、柯兴氏综合征、免疫力严重低下、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股骨头坏死……年，他的母亲将医生和护士长起诉到法院。[[1]]
三、医源病在国外情况如何?
医院有医源病出现，医院自然也会有。比如：
（1）年，欧美发现了许多“粒细胞缺乏症”病人，他们对多种感染失去防御能力，极易发炎、发热。后经医学家长达11年的调查，才查明是解热镇痛药“氨基比林”在作祟，而此药竟已使用了40年之久。
（2）年，欧美国家出现大量失明的白内障病人，尤其以肥胖妇女居多。经查实，系服用减肥药二硝基酚所致。
（3）年，美国推出降血脂新药三苯乙醇，虽然疗效较好，但大量病人服用后，不但发生脱发等毒副反应，而且还有许多人患上了白内障。
（4）年，西欧一些国家发现，用新药“仅应停”治疗孕妇的呕吐反应，竟然出现多个类似海豹一样的胎儿，他们缺臂少腿。在日本则因长期使用抗症药“氮碘喹”，酿成了万余人致盲及下肢瘫痪。
（5）年，美国发现多名妙龄少女患阴道腺癌，后来证实与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保胎药“乙雌酚”有关。
我再说说发生在日本和加拿大的那些医疗事故。在日本，有一种叫“纤维蛋白原”的药品上市后很受人欢迎，它是从人体血液中萃取血液凝固因子制成的，对于产妇生产时大出血很有作用。医生们总是单纯地认为产妇止血越快越好，也越有利于伤口尽早愈合。年年底，某医院在对一名产妇进行外科手术缝合时，使用了这药，结果导致该产妇受到感染，医院和制药公司提起民事诉讼。[[2]]
在加拿大，社会反响比较大的医疗事故是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红十字会血液污染事件”（因输血或使用污染血液制品，导致全加拿大-年间共有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另有约2万人感染了丙肝病毒）。另外，据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CMPA）和“医疗保护互惠公司”（HIROC）于年4月联合推出一份时间跨度为十年（-年）的医疗事故报告。报告指出：十年中，CMPA共受理医疗事故的投诉起，HIROC受理起。具体出错有：手术时将纱布、棉球、手术剪刀等遗忘在患者体内，缝好针或事后病患者出现严重不适才发觉；或把病患者患病部位左右方向弄错，即：把不需要动手术的部位给切了。最荒唐的例子是张冠李戴，竟然搞错手术对象了（医院急诊观察室看到有太平间平板车来拉尸搞错床位号被人大骂，这是小事——作者小注）。其中子宫、胆囊、胸肌、下腹部、乳房等可以不需要切除的器官却在修补式手术中或与癌症无关的手术中被无情摘除了。
四、关于医源病的赔偿问题
回到第一个案例。如果你是小峰的父母，看到自己原本朝气蓬勃的孩子现在这样生不如死地痛苦活着，你会怎么想？我断定，小峰父母不可能得到国家赔偿，医院象征性的、一次性的补偿。赔偿与补偿是两个概念的事。医院认为自己不是医药的制造商，出现医药过敏反应或留下后遗症应该去找制药厂，至于想赔偿去找国家。但政府表示，医院背黑锅。
西医有问题，保障西医运行的这个医疗体系同样有问题。因为中国医疗体系是医政一体；是走医疗市场化之路。你可以骂医生不要face；医院无术；可以骂这个设计有缺陷的医疗体系，但就是不可以骂保障这个医疗体系运行的体制，它受到国家机器保住。
这里，我们认定小医院的医生犯常识性错误而一手造成的，医院之过。而医院又是国家医疗体系的一部分。医政一体，任医院关起门来淡化处理，而整个庞大庸碌的医疗体系对这种过错现象由原先的应接不暇，转而成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在此前提下，我们要求全民思考，杜绝有类似小峰这样的医源病案再现，那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刚才我提到加拿大，加拿大公民遇到医疗事故，责任在何方以及责任大小皆由第三方机构来调查裁定。执业医生财务上的监管权归省卫生厅管，处罚手段主要是停发拨款；而对医生的行业规范和处罚权则归省医师协会管，处罚手段一般表现是：警告、停权停牌、吊销行医资格等，如果医疗事故性质比较严重，比如说社会影响比较大，或是触犯刑律了，则由法院出面负责审理并处罚。省医师协会的工作是负责监管，包括认证、教育调查、纪律处分、行医质量担保（包括医生评估）、处理医患关系等，并受理病人的投诉。省医师协会每年还会对医生的职业水准作一次评估。对于特别重大的医疗事故，比如我刚才说的“红十字会血液污染事件”，必须由加拿大联邦层级的部门出面调查与处罚。（说明一下，“红十字会血液污染事件”发生后，加拿大联邦卫生部于年宣布向此事件中的医源病受害者赔偿了12亿加元（相当于60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之后各级地方政府和红十字会陆续作出的多次赔偿行动）。
确实，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们，遇到这类事故获得赔偿的机率很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遇到这种事，国家赔偿的可能性反而为零。最简单的道理是：在国外，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医疗事业是人民的医疗事业。坐在医疗事业管理位置上的人如果失职会遭人民投反对票，他（她）们履职的位置将无法保住。而在中国，情形与性质正相反，人民是国家的人民，医疗事业是国家的医疗事业。个人对于无法认定的医疗事故，想要得到国家相应的赔偿不可能。国家赔偿法就是国家不赔法。
五、医生与病人死亡率的关系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柳叶刀》（TheLancet）过否？它是由英国爱思唯尔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杂志，也是医学史上最悠久及最受同行重视的具有评审性质的一份期刊，创立之初立志要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toletinlight）。该杂志刊登文章要求极高。它刊登过一个名叫斯莱特的专家文章，文章谈及以色列医生罢工事件，内容大致如下：
年，哥伦比亚堡高塔市的医生罢工52天，该市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不寻常的副作用”现象，死亡率下降35%。也是在年，美国洛杉矶市的医生对医疗事故保险涨价表示不满，举行罢工示威，全市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年，以色列全国医生大罢工。罢工长达一个月，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埋葬协会统计，该月全国死亡人数下降50%。十年后，年，以色列医生再次举行全国总罢工，这次罢工时间比之前更长，竟长达85天。以色列耶路撒冷埋葬协会又做了一次统计，在这85天中，全国人口死亡率又一次出现下降50%现象。此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过。比如，加拿大曼尼涛巴省（Manitoba）的医生罢工两周，死亡率下降为20%；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Columbia）的医生罢工3周，死亡率下降为30%。[[3]]
对面的读者，或许你会提出质疑，说：“用大脑想一想，不要轻信谣言。医院的医生们集体罢工了，但遍医院医生们可没有罢工，大街上的医药商店同样也没有关门。患病者不会坐以待‘病’，还是会想着法子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去解决患病问题。”
呵呵！我的回答是：事实胜于雄辩。拿癌症治疗来说，美国一位名叫“琼斯”的教授曾对癌症患者进行数十年追踪调查，发现不治疗者存活时间比治疗者多出4倍。即：癌症患医院做手术、化疗、放疗，居然减少了存活时间。那些想早点死的患者拒绝三大暴力治疗手段，命运反而出现逆转。这就是医源病在其中所起的角色作用。
再，美国有位叫“安德鲁·韦尔”的人，写有一本抗癌书，书名叫：《不治而愈》[4]。书中第三节写一个名叫阿兰的人，先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在洛克菲勒大学学了六年医学，取得生命学博士学位。他是研究化疗的，后来，他自己得了癌症，却没有用化疗来治疗，而是采用饮食疗法。最终他战胜癌症病魔，回到自然、健康、正常的生活圈中。我举这例子是想说明，如果阿兰采用几个疗程的化放疗，那么医源病必会落在他的头上，可能他就此永远回不到自然、健康、正常的生活圈中。”
欧文.奥伊博士也曾撰文评论说：“医源性疾病是由医学治疗引起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在医院死去的人中，每4个人就有1个人是因服用药物而死去。”[[5]]
另外，据一位哈佛大学的学者统计发现，美国每年因为治疗错误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5.7万，这比车祸、纵火、他杀累加起来的死亡人数还多。这条消息我没找到出处，只能在此小引，供读者参考。
澳大利亚学者罗斯·霍恩在《现代医疗批判》一书中引用伊凡·伊利克《医学复仇女神》之话说：“在医疗事业给社会造成日益增多的苦难中，由无效和无害治疗所造成的损害最小，但现在由医学技术干预引起的疼痛、功能失调、能力丧失和烦恼，超过交通事故、工业事故甚至战争相关活动引起的疾病。因此，医源性疾病成了当代社会传播最快的疾病。”[[6]]
种种事实证明，迷信西医的人最终会倒在西医科学的神话下。就像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所说：“死在山上的人，他们既不了解山，又不了解自己。”
六、真假医生
医生这一职业是特殊职业，必须保持一定的责任心。比如，年11月，湖北通城县发生“右腿骨折，左腿手术”医疗事故后不久，湖北仙桃市又出现一起“左右不分”事件。医院一位姓胡医生在对一位左侧腹股沟有疝气的患者进行手术时朝右侧正常的腹股沟开刀了。再举一例，年10月，吉林市民李红去“医院”检查，查出左侧乳房有纤维腺瘤，但在手术切除时，医生却对其右侧乳房进行了手术。为其做手术的医生事后强调说：治疗方面没搞错，只是在写病历时出现了笔误。（见年07月26日“大河网”引自“新文化网”。）医生此话哪是真哪是假，要知道那天不是愚人节。
云云，这些都是典型的医生职业责任心缺失的表现。或许这种人做其它工作还可以，但绝对不配做医生。做医生，凭这种性格和习性，即便今天不出医疗事故明天也会出，不是我看死他们。因为不管他们如何做到注意细节，始终缺少一颗心——责任心。
当然，话要说回来，医生光有职业上的责任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首先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如何使用“类固醇制剂”。大出血而导致血压低下时，可以通过点滴注射类固醇制剂使人起死回生。那些有重症哮喘的患者若出现呼吸困难时也可注射类固醇制剂。但是病人们不知道，若长久使用类固醇制剂会出现：浮肿、脱毛、胸闷、便秘、头痛、抑郁、肌肉疼痛、胃溃疡、高血压等状况。可见类固醇制剂是一把双刃剑，医生若使用不当，就会出大事，甚至送人命。
七、读者的发问
作为读者的你或许会说：“医院每天要面对上百个就诊病人，要求做到事事精准似乎不太可能。不要说中国医生难以做到，国外医生同样也难以做到。医院里医源病少闻少见，现在多了起来，医院看病的人太多，医生如老黄牛一般从早忙到下午结束，除了午间休息一会，其它时间连上个厕所都困难。如此，在我看来，医源病与医生的工作压力及工作环境有关，而与西医的本质无关。”
呵呵！我的回答是：医源性疾病之前我们确实是少闻，医院里医疗事故少，而是因为那时互联网不普及，很医院大门就被封杀了。现在互联网普及了，医院里有什么负面新闻，网络上马上能显现。老实说，医源病医院看病的病人人数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与我们当下这个医疗制度有关。要知道有什么样的医疗制度，医生们就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态度决定细节，细节又决定结局（这方面结论我会在之后的章节论述）。这是其一，其二，医源病滋生的土壤往往就是来自以科学为名的实验地。西医自称是来自科学，但这种科学没有时序性的进步。即：今天宣称是最科学的东西，明天或许就被否定和推翻了。它充其量只能解释为这个新发现的事物只是暂时领先，我们若非要将暂时领先的新发现归纳为科学的层面里，便是对科学的最大玷污。至于说医生的工作压力及工作环境变化导致医源病的出现，这不是理由。
恰如日本安保、石原结实两位学者在《医生不知道》一书中写道：“现代医学面临很大的困惑与迷茫。现代医疗号称走在时代前面，但处理疾病时的思维方式却过于保守，无视病人的具体病因而过度治疗。即：常常在没弄清患者的致病原因情况下，就针对患者的症状进行治疗了。有时候，明明不需要使用药物身体就能自愈，而现实却是大量使用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药物。原本不需要切除的部位反而被切除了。这种非正常治疗的方式，医学行业习以为常，人们也视而不见，两者都任期发展。”所言正是，医源病来源地也。
至言不繁。假如你不幸染上疾病，饱受病魔的折磨，现在还要面临医源病的攻击，那么你可能会将怒火的目光指向个别医生或为你护理的个别护士，或是唉声叹气、敢怒不敢言。你可曾想过？罪魁祸首恰是有着诸多不为人注意的自称科学的西医。
[[1]]据《每日新报》（年05月30日）转载《新民周刊》报道。
[[2]]见《医生不知道》一书P64，日本安保彻、石原结实合著。
[[3]]《现代医疗批判》（澳大利亚罗斯.霍恩著，上海三联书店年出版，P。
[4]见安德鲁·韦尔著《不治而愈》一书，洪漫、刘立伟译，新华出版社，年1月版。
[[5]]见欧文.奥伊博士的《健康心理学》一书，年出版。
[[6]]见《现代医疗批判》一书第页。姜学清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