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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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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二十八岁生日，
我只有一个愿望：
愿父母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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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说晚安
一
7月，母亲查出脑瘤，我在深圳。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
“你上次说去找医生看头痛失眠，结果咋样啊？”
“呃，没事，医生说没啥事。”
我捕捉到她的犹豫：“到底啥事，你告诉我吧，我又不是小孩了。”
“可能长了一个小瘤子，医生说是良性的，做个小手术就没事啦，你不用担心，好好准备你出国的事情。”
我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航班回家。带母亲去昆明检查，同样的结论：良性脑膜瘤，位置又在大脑非功能区，手术难度和风险都不大。
我喜出望外，像中了大奖。
回家的路上，母亲看起来忧心忡忡。
“你怎么了，医生说了是良性肿瘤，手术切了不就没事了么？以后接着去收你的玉米小麦啊。”母亲和朋友合伙做粮食生意，最能让她开心的事情，就是她的玉米和小麦。
“我在想，长这个肿瘤有可能就是因为每天呆在仓库里。”
她的仓库在县城的进风口，坑洼的公路上，运煤的大车一辆接一辆，狂风刮过，漫天扬尘，母亲骑着电动车在这条路上下班，每天回家，都带回一身尘土。她的腰椎和颈椎都有毛病，还喜欢逞强，搬工不够就自己去扛麻袋。粮食防霉防虫，需要定期晾晒和打杀虫剂，她也自己上阵。
我说：“要不以后就别做了，让我爸养你。”
母亲乐了：“他肯定乐意，这样他就不用每天帮我捏肩捶背了。”
二
在家考虑了一周，咨询了很多朋友，还是决定带母亲去北京。医院的神经外科全国排名第一。
初秋的北京，天蓝得像被海洗过一样。
出租车师傅打趣：“你们把云南的好天气都带来首都喽。”
母亲笑笑：“但愿这是个好兆头。”
我试图转移话题：“妈，你看那边就是北大，等做完手术我带你去逛逛，里面蛮漂亮的。”
“可惜了，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考来着。”
“可惜啥，是我成绩不够好。”
“我也没引导好。”
我沉默了一会儿，再转移话题：“妈，我最近看了一个小说《北京折叠》，传统的社会结构里，上层阶级剥削下层。但在这部小说里，下层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他们的工作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他们不产生任何价值，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被允许活着，说得残酷点，他们的存在阻碍了社会进步。是不是很有深度？”
我回过头，母亲倚着窗户，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专家给母亲开了一堆检查项目。我正发愁这些检查的地点和顺序，母亲轻车熟路地在前面带路，抽血（她很有远见地没吃早饭）、尿检、心电图、磁共振等等。
我很诧异：“你来过这里么？”
“医院去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医院？”
“小病就不说了，手术做了四次，两次全身麻醉，两次局部麻醉。”
我目瞪口呆：“哪四次？”
“一次鼻炎手术、一次妇科手术，一次痔疮手术，还有一次车祸做了腿部手术。”
母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胆战心惊。
我质问：“我怎么不知道？”
“前三次手术你还小，车祸那次你在准备高考，你回家的时候也好得差不多了啊。”
“你失去嗅觉就是因为鼻炎手术么？”
“是的。”母亲笑笑：“你看这次加上头部，我这手术从头做到脚了，还活得好好的，也算命大。”
医院床位紧张，排队要二十天。等手术的时间，母亲回了云南，清算她和别人的生意往来。我回深圳，考GRE。
备考间隙，我反复思量：良性肿瘤，位置在非功能区，医院和大夫。我应该放心了。
我习惯把事情往坏了想，我觉得母亲的病，我想得已经够坏了。
我错了。
三
医院的住院部，是一幢很老的楼。入口处的走廊顶部装了绿色的玻璃，阳光射进来都是冷绿色，显得走廊更深更冷。走廊的尽头是手术室，每天有几十颗脑瘤在这里被切割。
一楼是儿科病房，墙上挂满了各种可爱的卡通形象和装饰。这里的孩子大多六七岁，头上包着纱布和头套，像水果的套袋。眼睛透亮，像被眼泪洗过一样。
母亲住在四楼，50平左右的病房，八张床，八颗脑瘤。所有的病人都穿着粉色上衣和褐色裤子，肥大的粗布衣服遮住一切高矮胖瘦的差异，唯一的区分是长在大脑里的肿瘤。
“你家脑膜瘤啊，才3厘米，没事，我家是你两倍大。”
“他家听神经瘤，已经做完手术了，你看跟个没事人一样，晚饭吃了两个馒头呢。”
“那家是胶质瘤，恶性的，出院了还得做放化疗的。”
父亲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和邻床的家属交换病情。听到比母亲病重还能康复的案例，就会再给母亲和我复述一遍，尽管我们就在他旁边。
手术前一天，要剃头。母亲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躬腰、低头。推剪从后脑勺划到额头，大把的黑发就掉在她胸前自己端着的白布上。旁边有刚入院的病人和家属在围观，有人哭了。我很庆幸，提前把父亲支出去买东西。我站到母亲身前，挡住别人和母亲的视线。
剃头的过程很快。三两下，头发没了，露出苍白的头骨，上面有一道陷进去的疤痕。
母亲说：“那是小时候用背篓运煤勒出来的。”说完就拉着我的手去摸，我甩开了她的手，母亲错愕地看着我。
我说：“我手不干净。”
过了一会儿，护士拿着马克笔来标记开颅的位置。苍白的头骨上，画了一个蓝色的叉。蓝线在勒痕那陷下去，又绕出来，像是母亲多舛的命途。
手术当天下午，我和父亲在病床前陪母亲聊天。
父亲说：“老婆，没事的，不用担心。”父亲很少称呼母亲老婆，一般都是直接叫名字。
母亲说：“知道了，你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我攥着母亲的手。印象中母亲的手没那么小，手指上也没那么多茧。
手术前，医生把我和父亲叫到办公室。先抄开颅手术同意书，抄三遍。
“术中大出血、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手术无法进行，休克甚至死亡。”
“术中急性脑膨出，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我至少抄了二十遍死亡。
我想起小时候学写汉字，抄错一个字，母亲直接把整本作业本都撕了，我拿一本新的，又从第一页开始抄起。哭闹没用，母亲不允许我犯错。
抄完同意书，医生说：“你母亲的情况不太乐观，这是最新的增强MRI的片子，肿瘤看起来很可能是恶性的。而且，她的肿瘤靠近额头的静脉，术中可能出现大出血。”
我心脏像被攥住一般，跳不动。
然后我看到站在我旁边的父亲，面无表情，耷拉着肩，像垮了一样。
我和父亲走出办公室，站在母亲病房门外。
“爸，你别担心，医生在手术前都会把病情说得很严重，怕以后家属闹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嗯，是的，以前你妈做手术前医生也都说得很严重，后来其实都没事。”
我好感激他这么配合：“就是，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你先进去陪我妈吧，记得别告诉她这些事情，我先去趟卫生间。”
我逃出病房，刚到楼梯，眼泪就涌出来，使劲儿忍，忍不住。在楼下抽了几根烟，抹干眼泪又上去了。
回到病房，等了一会儿，要做手术了。
我和父亲推着病床，穿过走廊。之前我讨厌这么长的走廊，现在突然希望这个走廊越长越好。母亲抓着我的手，我尽量不低头看她。父亲一直在重复：“老婆，没事的，不用担心。”这是他说给自己的祷告。
母亲进了手术室，我和父亲在门外等。每当有人进去，我就过去恳求感谢一番，包括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甚至打扫的阿姨。我和父亲坐在地上，每当有人从手术室出来，父亲就爬起来过去看门缝里面的情况，虽然啥也看不到。
4小时后，母亲被推出来了，头上插满引流管，管子里都是血。脸色苍白，毫无生气。我抓着医生的手，问手术情况。
“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全部切除了，她马上就能醒过来。”
我喊她，她眼皮抖了两下，睁开了眼。
我想哭，但没泪了。
四
母亲在监护室呆了三天。每天我和父亲只能隔着玻璃看她，她看到我们就挥手，像是在说没事，又像让我们走。三天后，她转到了普通病房，我和父亲才能近距离地坐在她旁边观察她。
她开始出现严重的水肿，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醒了就吐，因为长期没有进食，吐的也都是液体。医生说这是因为她以前手术做多了，对麻药的反应太强烈。建议多引导她下床活动。
我想尽办法哄她下床，像我小时候她哄我喝中药一样。
我坐在床上，封锁住她躺下的路线，她只能靠在我肩头，发茬子戳着我的脖子，呼吸又烫又沉。记得小时候她带我去看病，挂号需要排通宵的队，我也是这样靠在她肩头。
在她精神好一些的时候，父亲尝试着和她说话。
“老婆，刚才纳应芬打电话给你。”
“谁？”
“她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们从初中就一起玩到大啊。”
“我想不起来了。”
“你再想想。”
“哎呀，你烦不烦。”
那几天里，“你烦不烦”成了母亲对一切问题或要求的回答。
“妈，我们下床走走。”“你烦不烦。”
“妈，吃个橘子。”“你烦不烦。”
母亲的声音很大，病房里其他病人或家属经常投来同情或谴责的目光。
晚上回到酒店，父亲说：“儿子，你妈会不会一直痴呆下去？”
我用尽量笃定的语气回答：“不会的，医生说了，水肿消了就好了。”
父亲沉默良久，说：“当时要是不做手术就好了。”
我哑口无言，手术是我要母亲做的，医院和医生也是我选的。
如果母亲真的呆了，父亲不会怪我，但我可能无法原谅自己。
我决定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帮助母亲恢复。哄骗的招数已经用尽，只能威逼了。我把母亲扶起来，坐直。
“妈，你听好，我们每天要下床活动至少三次。”
“你烦不烦。”她要往床上靠，我抵住不让。
“现在是你烦。”我生气了。“你这么软弱，永远好不起来。”
“你再这样下去，我不管你了。”我撂下狠话。
母亲使劲睁着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看我，像极了我小时候被她训的样子，我不敢看她的眼神。
“听到没有？”
母亲点点头。
那天下午，医生把我叫了出去。肿瘤的病理结果出来了。
“你母亲的情况不太理想，血管周细胞瘤，三级，恶性。”
我回到病房，父亲高兴地说：“你妈刚才下床走了一大圈呢。”
我看母亲，她对我笑了。我好后悔刚才凶她。
从医院回酒店，我骑自行车，穿过胡同，路过烤肉摊，麻将桌，地下室小旅馆，棋牌室，公厕，大槐树，乱跑的小孩，狗，端着啤酒的外国人，沉甸甸的月亮和孤独的老头儿。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只是胡乱骑着，只有在这样市井的生活里，才能暂时安放我的失魂落魄。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父亲这个噩耗。
回到酒店，父亲正在看电视。我在他旁边坐下，给他点了支烟。
“爸，我妈的病理结果出来了，是恶性的，之后得做放化疗。”
他半天没反应过来：“可是云南的医生都说是良性的啊。”
“以这个病理结果为准。”
“可是云南的医生都说是良性的啊。”
父亲向前倾着身子，我不敢看他脸。他的肩抖动了几下，我知道他哭了。
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我觉得自己好残忍。我心软了：“嗯，我查了很多医学文献，这种病比较罕见，也许有可能是误诊。”
他没反应。
“没事，医院做个病理会诊，即使真是恶性的也没关系，现在医学发达，放化疗也能大幅度降低复发概率，反正你就交给我就行了，不用担心。”
“化疗会掉头发么？你妈那么喜欢折腾她的头发。”
我一直不懂父亲为什么那么在意母亲的头发。直到一个月后，在昆明街头，母亲的帽子被风吹飞了，她惊慌失措的抱住头，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父亲急忙跑去拾帽子。最懂母亲的人，其实是父亲。
那天晚上，我查了一宿的资料。艰深的医学术语，只能尽量去理解。
“恶性肿瘤，俗称癌症。”百度第一句话就把我震住了。
“血管周细胞瘤，是生长在血管外皮细胞上的恶性肿瘤，具有容易复发和转移的特点。供血越丰富的地方，越容易转移。常见转移部位包括肺、淋巴、腹股沟、四肢等。手术切除，再配合放疗的情况下，7年的存活率在50%。”
7年！50%。
我看不下去了，合上电脑，四下一片黑暗，只听见父亲安静的呼吸，我知道他没睡着。
父亲睡觉打呼，医院，我几乎没听到过他的呼声。
国庆前夕，母亲出院了。父亲搀着她走，我拎着母亲的东西，跟在他俩后面。母亲塌着半边身子，另外半边靠在父亲身上。父亲半抱半扶地搀着她，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从病房到停车场，不过米，父亲满头大汗，母亲更像是用光了所有力气，紧闭着双眼，龟裂的嘴唇一张一翕。
我尽量不去看后排的父母，把视线转到窗外。
又是一个北京晴朗的秋日，窗外金光灿烂，我的心里却大雨滂沱。
五
天坛的病理科全国领先，可我不死心。整个国庆假期，医院借玻片，医院做病理会诊。我加入了由病人家属组成的互助小组，我的名字变成了云南血管周细胞瘤will。
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母亲的水肿渐渐消了，食欲也恢复了。最令我和父亲高兴的是，母亲的智力渐渐恢复正常。她似乎遗忘了术后最痛苦的那段时间，我和父亲也尽量不去提起。
就在一切似乎都在好转的时候，我开始频繁地做噩梦，有时是可怕的画面：母亲被只有半边身子的怪物缠住；或者父亲全身抽搐，鼻孔和眼睛都在流血；有时记不住梦到什么，只是醒来发现哭湿了枕巾。
国庆结束那天，我们回家了。亲戚朋友纷纷前来探望，在迎来送往的间隙，我拿到了病理会诊的结果，之前的诊断无误，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放疗。我看着身体和精神都在慢慢恢复的母亲，实在不知如何开口。
我GRE的成绩不够理想，留学的文书更是没准备。我反复解释放弃留学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不够优秀，可母亲还是陷入自责，认为自己耽搁了我的人生。她开始催我回深圳去找工作，她盯着我投递简历，跟进每一个面试offer。她反复地问我为什么一直在家拖着，终于我没忍住，发了疯一样夺门而出。
晚上我回去给母亲道了歉。
母亲自己发现了她的真实病情。我遗漏了一张出院单复印件，上面写了母亲的真实病情。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了好久，说：“你的肿瘤不完全是良性，有一点恶性的成分，需要做放疗，但做完放疗就没事了。”
母亲叹了口气，起身去小区里散步，我在阳台上注视着她走了一圈又一圈。
母亲回来，说：“那就去做放疗吧。”
母亲比我坚强。
放疗前，我安排母亲又做了全身病灶的排查。不幸的是，甲状腺又查出了肿瘤，很可能还是恶性，医生建议手术。
母亲拽着我走到走廊里：“儿子，我不想做检查，也不想做放疗了，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看着母亲哀求的眼神，差点就答应她了。“妈，你先别急，我去问问医生是什么情况。”
“你别去了，我不想知道，我想回家等死，我不想折磨你，你也不要再折磨我了。”
癌症可怕，在于它不光能夺去生命，它还能把爱变成恨。
在医院，有病人术后智力失常，在病房里裸奔，鼓动病房里其他病人和他一起自杀，对自己的妻子大声叫骂。病人的儿子大概和我同龄，他说：“我恨不得他早点死。”
母亲不恨我，她恨自己拖累我。可她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恨，在我这变成翻倍的痛。
好友打听了消息：“甲状腺癌不用太着急，手术风险也不大，可以等放疗结束后再安排。”
母亲的放疗上周已经结束，目前在家静养。
六
感谢医院的王永刚主任，精湛医术，完整切除了母亲的肿瘤，降低了复发概率。
感谢华西医科大学的王博士，多亏她专业细致的答疑指导，我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求医路上找到方向。
感谢孙雯，帮我安排和打通放疗的所有环节。
感谢苏佳赋，医院去跟进病理会诊。
感谢肖、苏耿辉、张克、魏茜、芳、阿焦、秋、伊濛、晓凤、老猫、王一捷、囧囧、bad、武斌、祖红阿姨；没有你们，我熬不过来。
七
今天是我二十八岁生日，我只有一个愿望：愿父母安康。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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